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，很大程度是通过她的“科技成果”来展示的。素来重视科教的上海，无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：试看荣获“200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”的名单中，上海所占的比例就高达15.4%，这个成绩不但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，也创造了历年来上海获奖比例最高的纪录。

　　当然，科技的目标绝不是为了“获奖”。那么，上海科学技术实力得以迅猛增强的“原动力”又何在呢？

　　大概是命运的巧合，身为记者的我，这几年所采访过的许多人物，恰是上海这些重大科技成就的“关键角色”——

　　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，国家科技最高奖的获得者；化学家蒋熙夔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；桥梁专家林元培，由他主持设计的东海大桥“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”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；上海创新药物产业化的领军人物郭亚军，他也是2007年同时荣获两项国家科技大奖的科学家；“燃料电池汽

车”项目领导人万钢；带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集装箱电子标签的“著名劳模”包起帆；在张江园区制造出3G手机“中国芯”、并已向4G发起冲锋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武平；打造“崇明生态岛”示范基地的前卫村党支部书记徐卫国……

　　这些名字串在一起，就能很清晰地勾勒出上海近些年来科技攻关的“价值取向”：为了人类的健康、为了信息化的提速、为了现代物流的成型、为了节能减排、为了生态环境……说到底，皆遵循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原则、以“解决现实中具体问题”为基本出发点。

　　上海，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发祥之地，这个城市的创造力中，本能地具有“为生产第一线、生活第一线服务”意识。今天，随着人口迅速增长、产业竞争加剧，对人类健康、信息交流、环境保护、资源利用等的科技要求也愈加强烈，这恰好也为上海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。

　　正像科技部部长万钢前不久所提出的：国家的科技政策要适度调整——在政府投入方面，工业科技与民生科技的经费比例从“十五”期间的7∶3调整到“十一五”期间的5∶5。从重基础、轻应用，逐渐转变为既重基础、也重应用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海百名科技精英中，平均年龄只有48岁、而31％的科技奖获得者年龄都在35岁以下。这一方面说明，上海的人才优势、教育优势十分明显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：这些人物之所以能比较早地创造出重大科技成就，与上海这片土壤上所蕴含的机会、以及政府在科技上主动引导的机制分不开的。

　　而政府鼓励科技创新、需要厘清的思路又是什么呢？

　　第一，必须找准目前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上海科技主管部门，无疑将解决“民生问题”摆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。

　　第二、需要明确树立“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”的理念，将科技目标通过政策支持、制度传导的方式分解到全社会，广泛利用社会资源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、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的产业化。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相对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，还有许多重量级的国有大型企业、外资、合资以及非公经济企业，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，也给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。

　　第三、在涉及大的公共利益范畴的环境、资源方面（例如“苏州河治污”工程），由于企业或科研机构会基于眼界的局限和利益诉求、缺乏相应的驱动力，所以政府更要利用自身“非功利”的特殊地位，高瞻远瞩。同时，为科技成果的孕育和孵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、提供长期的物质支持（例如“张江高科技园区”）。应该说，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，是无人可以取代的！

　　第二军医大学教授、上海抗体中心主任郭亚军明确告诉我：这些成果的产生，要归功于上海政府部门的远见。政府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、医疗临床试验资源和企业进行充分整合，并在资金与土地方面都给予了极重要的支持。否则，国内的实验室技术条件无法与国际接轨、将给研发造成困难，药物大批量生产前、最“费力不讨好”的“中试过程”无人愿意完成，将会直接影响药品研发的积极性。

　　最后还要强调一句：科技上的重应用，不代表不重基础研究；重实际效果，不代表急功近利。只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在科技“世界观”上是正确的，才能决定社会科技创新的“方法论”是正确的！

　　(骆新:上海市政协常委、东方卫视评论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