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说明：女村民们在打理田地（图片来源：重庆晚报）

　　时值盛夏，一些崇尚自由生活的职场白领又开始蠢蠢欲动，谋划着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加入到“飞特族”的行列中。“飞特族”（freeter）的说法最早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，是英文“自由”（Free）与德文“工人”（Arbeiter）的复合字，是指那些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的“职场候鸟”，他们更注重休闲和生活质量，只接受短期工作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上海，就有这样一位创意“女飞特”邱伟丽，两年前，她辞去白

领工作，与志同道合的女友们辗转各地农村种地，并在重庆等地的农村建立了自己的“村落”。她们亲自耕种，并搞起了乡村游，为那些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提供有偿休闲、劳作的机会。邱伟丽告诉记者，在离开城市的日子里，她们的身体面貌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许多改变，并且对这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满意。
　　
　　起因：改变枯燥的生活状况
　　
　　之所以想起去农村当“女农民”，邱伟丽坦言，这缘于两年前自己对职业和生活倦怠，迫切地想谋求改变。两年前，邱伟丽在一家上海公司上班，月工资在三、四千元左右，但是人到中年后，她的压力剧增：千篇一律的生活、失败的婚姻、职业倦怠……种种压力，令邱伟丽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，以至于回家爬几层楼都会气喘吁吁。为此，邱伟丽特地去北京参加了一次“身心压力舒解”的治疗课程。在这次课程上，她认识了同病相怜的广州女白领林芝萍。在几次聊天后，两人均表示了希望改变目前生活的想法，之后在看到报纸上报道有人去农村种地的点子后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　　
　　之后的一个月，邱伟丽和林芝萍两人辞掉工作一同前往浙江省绍兴，租地当起了农民。不久，来自重庆、浙江等地的夏艳飞、张颖蓓、张芙媚先后加入了她们的新生活，自称“女农民五人组”。她们和邱伟丽一样，大部分却单身，都来自城市，有着大学本科文化，专业涵盖电脑、财会、物理、德语、化工，都对目前的生活产生了倦怠，所以想借着当“农民”的机会重塑健康的身心。
　　
　　现状：乐当“女农民”、“女农场主”
　　
　　“离开城市后才感到，现在的日子才是实实在在的。”邱伟丽这样告诉记者。两年多来，5个女人先后在浙江、云南和重庆种过地。她们的耕作知识都来自电脑，主张用绿色方法进行耕种：比如拒绝化肥和农药，用树枝、剩饭剩菜、菠萝皮、虾皮、草木灰加石头粉做肥料，用辣椒水、蓖麻籽、烟叶水杀虫子；改良土壤，洒微生物水帮助作物分解有机物吸收营养，等等，这些“女农民”的细致，在当地都出了名。
　　
　　最初，邱伟丽她们承包种地需要倒贴钱，她们的生活费都来自于以前的积蓄，基本上，每人每月400元至500元足以维持。但后来，在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，她们发现“种地”也可以为自己带来财富效应，她们开始开辟乡村游，为那些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提供有偿休闲、劳作机会；传授种地技术给当地农民，按增收的作物比例提成。
　　
　　之后，她们到各地创建“村落”，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三至六个月后，她们就会开始盈利。两年多来，5个女人先后在重庆涪陵区、云南省丽江建立了她们的“村落”。她们自己建房子，铺电线、水管，养鸡鸭、种菜、制茶，素面朝天，穿宽大的T恤、迷彩胶鞋，完全自力更生。
　　
　　将来：“女飞特族”，平衡兴趣和生活
　　
　　从女农民到女农场主，这些“女飞特”们当初只是为了在劳动中找寻原始的快乐和感动，却没想到这成了她们谋生的一种方式。那么，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？林芝萍说，暂时不知道，至少，她们目前还过得津津有味。“之前我连家务活都不干，自从变成‘女农民’后，变得农活样样精通，两年多来，连伤风感冒都没得过，心情也一直很舒畅。”
　　
　　职业专家俞茵认为，在这些“女飞特”身上，有着“飞特族”的典型特征：首先，飞特族的职业思想是开放和流动的，而非固定不变的；其次，他们深知职业知识和技能都是需要随时学习的，所以他们不怕变动，不断学习，也不轻易将自己的未来压在某一份工作上；第三，旅游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他们将旅游纳入自己的人生计划，而不是等到老了以后才开始旅游。“在这些‘女飞特’看来，梦想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当她们发现眼前的这份工作已经让他们厌倦，成为通往梦想的绊脚石时，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辞掉，二次出发。”
　　
　　社会学家田虹认为，“单位”的概念在新一代人心中已经慢慢消失了，因为“单位”不再是个人一生的金钱、福利、以及社会交往的全部关系，人们可以自由寻求发展空间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是中国“飞特族”出现的社会背景。
　　
　　至于保守人士对“飞特族”没有职业规划的质疑，田虹说：“这些年轻人既然敢换工作，就说明他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，他们乐于尝试更多的方式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。跟那些一辈子只做过一两种工作的人一样，‘飞特族’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是有积极筹划的，而且他们对市场和自身的了解，远远胜过父辈。”